09快女

 

09 年的夏天，就感觉这个秋季学期是比较忙的，但是因为不需要教课，所以应该不至于到屁滚尿流的地步。现在回头看，直到7号从亚特兰大回来，憋了几个月的气才慢慢踹匀净。一门finance seminar课程，一篇job market paper，大约80份application packages，就定义了这几个月的“屁滚尿流”。虽说如此，还是利用晚饭时间看完了芒果台09年快乐女声。很值。

 

No.10：李媛希有着可爱个性，可她的问题是歌声和舞蹈缺乏辨识度。相比之下，十强之外，王志心的“火柴天堂”和杨梓的“我迷上一种叫做音乐的东西”，只一首便叫人难以释怀。

代表歌曲：听说爱情回来过。

 

No.9：我第一次听曾轶可，觉得她的歌声的确是堪比春哥，无法入耳。但不得不承认，她的小调的确动人。于是跑到YouTube上去下别人的翻唱版，翻唱得的确不错，音准没有偏差，可怎么听怎么觉得像驴唇对不上马嘴。终于明白，她的谱曲、填词和绵羊音，相辅相成，共同营造出一个20岁“成年人”的童话世界，好比现在流行的成人卡通。过分成熟完美的唱腔反而没有了那份稚嫩与青涩。快女十强的代表歌曲能称得上代表作的，只有曾轶可，因为都是她的原创。这是一个Copy & Paste的时代，只有原创才是强心针。曾轶可的问题是，她的歌曲调调太雷同，多听几首，顿生厌倦。

代表歌曲：还能孩子多久、狮子座、多余的流星、复习小情歌、最天使、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等等。

 

No.8：说句实话，十强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潘虹樾。她不是在唱歌，是在吼歌，吼到极致，丹田气紧，让人有点想大便。这个不是技巧的问题，而是她的个性使然。贵州的女孩子，好像血液里都有很多不羁的因子。

代表歌曲：一首简单的歌。

 

No.7：如果说快女十强这个舞台上，还有人在音乐的征途上孜孜以求地探索，这个人不是曾轶可，也不是郁可唯，而是潘晨。在她拿起高音喇叭之前，就已经觉得她很像当年超级星光大道的林宥嘉了，都有着对音乐上下求索的执着。潘晨离开之前与郁可唯的PK，也算是本届快女的华山论剑了。

代表歌曲：思念是一种病、氧气、爱如潮水，遗失的美好、You Are Beautiful、烦。

 

No.6：谈莉娜的歌是用眼睛看的，而不是用耳朵听的。比起江映蓉，谈莉娜的表演该妩媚时能妩媚，该可爱时能可爱，的确养眼。谈莉娜生在了对她来说最好的年代，朝思暮想着国际化的当今中国，需要谈莉娜的混血面孔。料想三五年内，不少国人能够从大大小小的广告里认识这个快乐女生。

代表歌曲：特务J，Bad Boy，孤单芭蕾。

 

No.5：刘惜君有一副不错的嗓子，一种小三的气质。

代表歌曲：祝福、野百合也有春天、天空、下一个天亮。

 

No.4：2007年的宝岛台湾，一个快要成为男人的男孩，怀揣着一份即将凋零的音乐梦想，偷偷窜改了自己的年龄，登上了超级星光大道的舞台。他无可挑剔的唱功，他感人肺腑的哭腔，征服了听众和评委；2009年的长沙，一个快要成为女人的女孩，怀揣着最后一搏的希望，偷偷窜改了自己的年龄，站在了快女的镁光灯下。她对真假音游刃有余的控制，她对歌曲痛彻心扉的诠释，征服了听众和评委。然而，杨宗纬选择主动离开，他还有华研；郁可唯被迫放弃，因为天娱能够驾驭的只能是春哥那个层级。郁可唯离开舞台前最后的“千言万语”，摒弃了邓丽君的甜润和娇媚，留下了苦涩和凄美。09年最动人的声音，来自郁可唯。

代表歌曲：千言万语、痒、夜太黑、Better Man、Angel、空中的梦想家、 十字街头、如果云知道、玫瑰玫瑰我爱你。

 

No.3：黄英的优势在于她的哭腔，她把哭腔很好地糅合进那些高亢嘹亮的民歌；黄英的弱势在于她只有哭腔，所以她的歌听上三首就有点发腻。因此，她的歌不仅需要她自己在唱腔上做改变，还有在编曲上做调整，这就是她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我是一只小小鸟成功的原因。

代表歌曲：映山红、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是一只小小鸟。

 

No.2：论唱功，李霄云的中音没法和蔡琴比，不光是音色和唱功，更重要的是阅历。论创作，李霄云的词曲不及曾轶可的灵性。芒果台试图通过她父亲的离世和她的留学经历塑造一个励志形象，但这和歌唱无关。

代表歌曲：在梅边、沉淀、说谎。

 

No.1：如果一个人脸大、肩宽、腰圆、腿粗，还能把舞跳好，这个人只能是我们家对面阳台上的黑人大妈。江映蓉的劲歌热舞，我只看懂了一首: High歌。江映蓉对着她妈妈唱的抒情小调，倒是有点余音绕梁。她跳，跳不过谈莉娜，她唱，唱不过郁可唯，这就是09快女的全国总冠军。评委们说她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有欧美范儿的歌手，这吹牛皮的功力倒是有火星范儿的。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天娱未来的一姐。还好，毕竟好过春哥。江–映–蓉，入夜的锦江，灯火疏离的江面，倒映着木芙蓉的魅影。三个字，一个名字，一幅画，很赞。

代表歌曲：姐，你睡了吗、High歌、执着。

 

 

恍若一梦

五月中，

一个艳阳高照的下午，

拖着箱子背着大包，

逃离了没水没电没有肉吃的小镇。

原本五个小时的路程火车跑了七小时，

到芝加哥已是子夜。

又拖着箱子背着包，步行二十分钟去蓝线地铁站。

我边走边骂：“累死人了，回来的时候，啥子东西都不要带！”

小何同学却说：“我好像把地图拿反了，我们方向走反了。”

于是，世界大战爆发了。

蓝线部分段在维修，只能是蓝线换公车，公车换蓝线，

凌晨三点过，到机场。

换票安检找登机口，

还有五个小时才起飞，

瘫在地毯上想：

回家的路，怎么这么难走？

 

上飞机就睡觉，觉醒了就吃饭，

吃完饭上厕所，穿好裤子回座接着睡，

周而复始。

降落浦东机场，

两百多号人坐在机舱里干等，

直到几个外星人上来逐一排查体温。

二号航站楼，新得一无所有，

吃了碗牛肉面，58元。

看了条当天新闻：中国第一例输入型甲型H1N1病例诞生了。

留学生在用响亮的声音告诉祖国母亲:

我们回来了！

 

又在候机厅睡了三个小时，

而后又是三个小时的飞行，

这次怎么也睡不着了，

不晓得激动还是疲惫。

其实，更真切感受到的，是丝丝担忧。

摸摸胸口，有点发热，天哪？！

吞吞口水，喉咙不疼，还好还好。

向上帝祷告：全飞机的人都不要有甲型H1N1！

短短28天假期，哪里经得起隔离呀。

更为担忧的，是成都的返签之行能否顺利，

毕竟老婆是转过身份的，

还是只能祈祷上帝保佑！

走出江北机场，又是子夜。

雨，淅淅沥沥地下。

潮湿闷热的空气将人紧紧包裹，

那是一种闻过二十几年的熟悉味道：

三年了，我们真的回来了。

 

六月中，

接近48小时的行程，

回到有水有电有肉吃的小镇，

飚风吹倒的大树还躺在路边。

还是子夜，

拖着箱子推开Apartment的大门，

扑面而来的，是三年来常常闻到的

一种莫名其妙的香味，

想起了三年前第一次踏进这个门槛，

却不太记得28天前如何迈出这个门槛，

怎么又回来了？

老婆煮了面，蘸着老干妈酱，

就知道，的的确确是又回来了。

 

Anny留言问：“恍若一梦，梦到了什么？”

梦回故乡，千言难尽……

春寒料峭二月天 [2]：The Return of Rosy Scenario

Barro说，整个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增长。我估计在经济学圈子之外，没有几个美国人会相信Barro的话。随手翻开现在最流行的几本美国本科生的宏观经济学教材，接近20章的内容里面只有一章是分析实体经济的长期增长的。就是这短短一章的内容，在过去10年20年里让无数意气风发的中国学子们义无反顾地把经济学研究作为终身奋斗的事业。然而在美国，人们已经不太关心经济增长很多年了。自二战结束后的绝大多数年份里，这个国家的GDP增长率就始终维持在2~4%的水平上下，用我老板的原话说，大家已经把这当成理所当然的了。宏观经济学对于美国本科生来说更多地意味着油价、失业补贴、税收减免或是通货膨胀。

 

然而当奥巴马政府二月末公布未来几年的财政预算后，公众的吸引力重新回到了这一两个百分点上下波动的“数字游戏”上来。出于竞选连任的压力，奥巴马政府必须在2013年把财政赤字缩减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他们为此勾勒的美好蓝图是：2010年预计赤字11700亿美元，2011年减到9120亿，2012年再减到5810亿，2013年最终达到5330亿。财政赤字的大幅削减意味着政府的税收收入未来几年得大幅增加，支撑这一Rosy Scenario的正是他们对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率的“美好憧憬”：2010年GDP增长3.2%，2011年4.0%，2012年4.6%，2013年4.2%。

 

简单地比较能够让人知道这些憧憬有多“美好”：曼昆把奥巴马政府对GDP增长率的预测和非政府部门经济学家的预测放到一起，发现前者比后者总共高了6个百分点（包括2009年）； 郭凯把这个预测数据和过去16年的历史数据放到一起，发现这个预测增长率比“互联网泡沫”和“房产泡沫”黄金时代的增长率还高。

 

Christina Romer敢于做这样“美好”的预测必然有她的道理。纵观美国最近一百年的GDP数据，若以10年为单位，唯一一个平均增长率超过4%的10年就是大萧条之后的1940年代。如果当下的经济危机的确和1930年代的大萧条具有可比性，那么预测经济会在大衰退之后大反弹，也就不再是天方夜谭了。

 

Source: Robin Bade & Michael Parkin, Foundations of Macroeconomics 4^th ed., Addison Wesley.

 

所以，现在摆在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大众面前的问题是：1、当下的经济危机和1930年代的大萧条到底具有多大的可比性？两者比较类似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又在哪里？2、基于可比性的分析，我们预测GDP能够在2010年开始强劲反弹的论据是什么？如果认为GDP在2010年仍旧在正负间挣扎，论据又是什么？3、如果经济在2010年没有出现大反弹，联邦政府的大幅赤字如何解决？会对长期增长产生什么影响？（比如它对私人投资的挤出程度如何？消费者会因此调整长期支出计划从而出现Ricardo-Barro effect吗？等等）4. 同样基于可比性分析，什么样的财政货币政策才是短期有效的？什么是长期最优的？5、health care和new energy真的能够成为新的增长点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新的增长点在哪里？或者说，新增长点真的有出现的可能性吗？6、如果没有新的增长点，宏观经济是如何强劲反弹的？

 

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光美国人在思考，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也在思考。三月份，美国人已经就这些问题开始广泛争论了。这些争论都应该是值得我们好好细读和研究的。当然，不同的经济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差异性是很大的。或许比起今天的金融危机，他们对1930年代大萧条罗斯福政府政策的得失争论对于当今中国更有现实和借鉴意义。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春寒料峭二月天 [1]：凄风苦雨

上周五（2月27日）美国商业部修订了他们之前公布的2008年四季度GDP数据。从统计程序上说，对于每一期的每一项统计数据都存在初值（第一次公布）、修订值（第二次修订发布）、终值（最终修订发布）三道程序。通常初值的公布最能吸引眼球，因为是首次对外发布。修订值通常会在初值基础上作小幅调整，基本没有新闻爆点。终值虽然被记入统计年鉴从而对学术研究极为重要，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却毫无用处，连鸡肋都算不上。

 

所以商业部这次公布修订值原本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然而，数据一出来，让好多人都打了寒颤。商业部1月30日估计去年四季度美国GDP下跌了3.8%（折合为年增长率），结果周五的修订值是下跌6.2%，这是自美国开始统计GDP以来最大幅度的一次修订！初值出来的时候，大家还在拿它和1990年四季度和1991年前三个季度作比较。修订值一见报，就直接去比1982年一季度（下跌6.4%）了。简单地说，虽然现在就把当下的危机和1930年代的大萧条相比还为时尚早，但已有的数据至少说明这次是最近27年来最严重的衰退，其严重程度至少和1982年那次是一个数量级的，那次的衰退持续了16个月。

 

美国商业部对这次史上最大幅度修订的解释是：与先前的估计相比，存货、出口和消费者支出都在以更大的速度萎缩。其中，出口萎缩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这次的经济危机迅速地蔓延到日本和西欧这些美国商品的主要出口地。也就是说，这次27年来最严重的衰退不是某一特定国家亦或某一特定区域内部，而是世界范围内的大衰退。

 

说这些，还是为了说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底公布的去年四季度的GDP数据是增长6.8%，全年GDP增长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5.9%。总体来说，数据比先前估计的要乐观。我无从知道国家统计局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对这些数据最终的修订，以及最终修订的幅度能有多大，我也无意攻击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直觉上讲，我也愿意相信中国国内居民消费在四季度仍然是强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心存侥幸地认为中国可以绕开这场全球危机，中国只是晚到五分钟而已。除了美国，看看我们左邻右舍：台湾经济去年四季度下跌8.36%（折合为年增长率），被郭凯评为 “跳水冠军”，搞得台湾同胞们只好拿拉脱维亚来当垫背的；香港之前的估计大致是当季下跌2个百分点；日本四季度GDP当季萎缩3.3%，折合年增长率为负12.7%；新加坡更恐怖，同期GDP折合年率萎缩了16.4%。四邻不安，我们怎能乐观地认为自己能全身而退？美国、日本、西欧这些全面萎缩的地方都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主要目的地，而中国经济增长本身又严重依耐于出口和投资。现在，出口已然开始自由落体，今年年内企业大幅消减私人投资也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消费的萎缩不过是迟来一步而已。

 

除了广度和深度，我们对这场经济危机的持续期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有人说，中国经济有望在年内摆脱阴霭；有人说，中国经济能够拯救世界经济于水火之中。这样说，大概是忘记了11年前我们怎样跌倒而后又怎样艰难地重新站起。从改革开放之后算起，我们所经历的上一次（也是第一次）外来经济危机的冲击是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即便朱总理大刀阔斧地使用了财政政策，效果也并不显著，整个经济的萎靡状况直到02、03年才开始改善。换句话说，上一次衰退我们经历了4、5年。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次我们也得经历5年，但谁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或许真的能1年走出困境，或许被折磨5年以上？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和上次亚洲金融危机做个比较。首先，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有波及到俄罗斯和南美国家，但严格来说它还是一场区域性金融（经济）危机。它对美国和西欧经济有所影响，但绝没到伤筋动骨的田地。虽然当时我们的出口受汇率拖累也是度日如年，但只要美国西欧这些最终消费者的购买力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出口行业的困难就是暂时的。而这一次，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讲，与亚洲金融危机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终端消费者的购买力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苗头，出口企业能不能挺过去和如何挺过去就成了我们面临的大问题。

 

其次，02、03年我们开始拨云见日，绝不仅仅是因为出口行业的复苏。回头想想，我们周围的三亲四戚基本都是在03年之后开始买（换）房买车，房市和车市的高歌猛进以及在它们带动下各行各业的全面繁荣才是我们走出上次危机的真正原因。改革开放二十几年积累的内功，再一次瞬间爆发：大家虽然天天骂政府骂开发商骂房价，但居住和出行的舒适度又不知不觉上了一个台阶；整个国家在偶感风寒之后，依旧笑傲江湖，继续上演“中国奇迹”。但而今眼目下，如果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都掏空父母把房买了，如果路上堵车已经堵到大家觉得车带来的不是享受而是负担，我们的下一个大宗消费品在哪里？更严重的是，还在房贷车贷重压下残喘的年轻人，用什么来购买下一个大宗消费品？如果没有生产下一个大宗消费品的领头行业的高速发展，就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没有新的增长点，那我们凭什么认为中国能1年内摆脱危机？

 

但愿都是危言耸听。

[Resource Intensity,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 自然资源的密集性、制度与发展

[纯学术，请慎入]

 

PAPER: Erwin Bulte, R. Damania & R. Deacon, 2005, Resource Intensity,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Vol. 33(7).

 

Summary：

该文产生的背景是，传统经济理论认为自然资源越密集的国家资产存量相对其他国家高，因而这些经济体更容易增长。然而，自Sachs & Warner (1997, 2001)开始，这一理论假设就受到了实证经济学家的广泛质疑。在保持其他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自然资源的密集性提高一个标准差，经济增长率反而下降1％。这就是所谓的“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本文试图把已有的实证结论——自然资源的充裕（abundance）和经济增长在统计上呈现负相关关系——拓展到探讨自然资源的充裕和福利改善及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讨论的另一个焦点在于制度在上述两者关系中的媒介作用。

 

整篇文章由三个回归构成：

 

1、第一个回归是被现有文献广泛使用的用来检验自然资源的充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唯一不同的是，作者用福利和人类发展指标（HDI, 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指标替代增长率作为左手变量，看能否得到类似的负相关关系。结论是，当使用point resources（比如oil fields）作为NR（natural resources）变量时，NR具有一个负的和统计上显著的系数。换句话说，“资源诅咒”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且也适用于与该国人民生活休戚相关的发展指标。但如果使用diffuse resources作为NR变量，上述结论不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右手变量中不包含任何制度变量，因此NR的系数包含了NR对HDI的直接影响以及NR通过制度变量对HDI的间接影响，如果制度变量在这里的确起作用的话。

 

2、第二个是制度质量（Institutional Quality, IQ）回归，目的是为了检验NR是否是IQ的一个决定因子。结论是，保持其他控制变量不变，point resources多的国家有相对更糟糕的制度，但diffuse resources多的国家却没有这样的统计关系存在。换言之，point resources是一个制度源头。

 

3、第三个回归是以HDI做左手变量，NR、IQ、GDP Per Capita做右手变量，用以检验在控制IQ和GDP Per Capita的情况下，自然资源对发展指标的直接影响（a direct effect of NR on HDI）。基本结论是，保持其他控制变量不变，IQ的系数在16个样本（使用不同指标来反映HDI和IQ）中的12个表现显著。此外，保持其他控制变量不变（尤其是IQ），自然资源对发展指标的影响基本不显著，无论是point resources还是diffuse resources。三个方程的结论综合起来说，自然资源密集性对发展指标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制度质量为途径来实现的。

 

Key Points：

1、在论证该文使用HDI的必要性时，作者指出；对于刻画福利改善来说，经济增长是个poor indicator。原因有二：一是当我们提及欠发达或是福利改善时，我们是指的经济体的水平而非变化的速度，水平包含了经济体长期的表现以及与福利直接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的消费（Levels capture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performance over long time periods, and are directly relevant for welfare as measured by the consump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2、该文的第二部分对于资源诅咒领域的三个 competing theories做了很好的梳理。作者的逻辑是，Dutch disease models理论虽好，却极少得到empirical evidence的支持；Rent seeking models在实证上也是有的国家成立有的不成立，区别就在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治管理制度（governance institutions），因而最后落脚于第三个理论，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s。

 

3、作者在论述resource abundance could help shape the “social infrastructure”时，有一个关键在于根据Auty（2001）的结论把资源分为point resources和diffuse resources。这种划分不仅让后来的实证结果令人信服，而且从economic intuition来说也是意义重大。point resources的空间集中性使其易于被保护和控制，因而过多的point resources使这个国家的权力和盈余分配不均衡，通常伴随垂直关系（ver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nts (like shareholders, managers, laborers)）的形成。所以point resources通常导致更糟糕的制度。相反，diffuse resources却不会，其空间不可控性使得它通常伴随horizontal relationship的形成。这种对资源种类的区分方法使得“资源通过改变制度从而改变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论断make sense。

 

4、关于变量，鵆量发展和福利改善的变量包括：the percentage of the population that is undernourished, the UN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and the percentage of the population without access to an improved water source. GDP per capita使用1970年作为reference point。资源的密集性是用资源出口占总出口的比率来反映的，其中point resources包括Fuels, Ores, and Minerals出口，diffuse resources包括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Food。作者同时指出，由于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方面的原因，precious stones and gold应当却没有被归入point resources。

 

5、制度变量使用的是current (1998) values of the World Bank’s: rule of law (RL) indicator and indicator of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GE). 使用这两个指标的依据，作者的原话是：RL is an index that measures the extent to which agents abide by the rules of society. It is comprised of indicators for the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predictability of the judiciary. GE measures the capacity of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and enforce policies, and it measures the quality of the civil service and bureaucratic efficiency. The main focus of this index is on measuring inputs that are deemed necessary for the efficient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

 

6、在制度质量回归中，作者使用的independent variables包括：NR, 1970 GDP per capita, 1960 school enrollment (proxy of initial period human capital), 1970 relative price of investment goods, the fraction of population speaking English or another major European language as first language。

 

Weaknesses, Interesting Applications & Extension:

1、从作者本身的idea来说，自然资源当然是exogenous的，因而作为右手变量来研究它对DI的影响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当作者使用资源出口占总出口的份额作为自然资源密集性的度量时，endogeneity的问题也就出现了。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当一国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时，它会更多倚重其资源出口，因而此时资源出口份额高；当经济社会水平发展到一个相对高水平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工国际化使得这些产业的出口占总出口的份额增加，资源出口份额因而降低。因而，HDI或者说GDP水平对NR存在潜在影响，而作者对这种情况却只字未提。此外，即便撇开endogeneity问题不说，正如作者在文章最后指出的，资源的出口份额和资源的储备（resource stock）并非一回事，前者只是后者的近似，而后者才是我们真正的兴趣所在。所以，如果今后有更好的直接测度资源储备的数据，应该能够解决上述问题。

 

2、作者在原文中从Eq 3到Eq 3’时，由于前人研究认为IQ和GDP per capita存在共线性，作者直接用IQ and other conditioning variables来取代GDP per capita，也是值得推敲的。首先，作者怎么知道GDP per capita的回归中，IQ是以线性方式出现的？其次，如果GDP per capita的确是DI的一个重要决定变量而又被作者人为省去了，即便作者把IQ and other conditioning variables引入进新回归，但如何保证error term中GDP per capita的残留部分和NR等变量不相关？如果存在某种相关，则如同missing variables一样的问题，估计系数可能不再是BLUE。

 

 3、这是一篇empirical的文章，因而作者回避了对自然资源如何通过制度影响发展的理论探讨。但作者在最后指出：One potential explanation is that elites in control of point resources resist industrialization, which would dilute their power base. The result is delayed modernization and lower levels of development. Another explanation is that export composition affects social structure－think of horizont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agents based on equality and cooperation versus systems geared by clientelism and distrust. 因此，对这些解释的理论建模对于进一步了解“资源诅咒”应当是有帮助的。

[Global Estimates of Pro-Poor Growth] 利贫增长的全球评估

[纯学术，请慎入]

 

PAPER: Hyun H. Son & Nanak Kakwani, 2008, Global Estimates of Pro-Poor Growth, World Development, Vol. 36.

 

Summary：

作者利用80个国家在1984～2001年期间的237个增长片段（growth spells）数据给我们呈现了利贫增长（Pro-Poor Growth）的跨国图景。作者声称他们的样本包含了世界上所有中等和低收入国家，因而结论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该文贡献如下：

 

1、建立了一个新的利贫增长的测度方法，它能反映出由于收入或消费的分布变化而带来的增长率的收获和损失（a new measure of pro-poor growth that captures gains and losses of growth rates due to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consumption.），这同时也是对不平等的一种新的测度方法;

 

2、利用这一新建指标和全球中低收入国数据，作者的统计检验结果显示国家的区域位置（子组包括East Asia and Pacific, East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South Asia, Sub-Saharan Africa）和增长的利贫性（the pro-poorness of growth）显著相关。

 

3、作者从以往文献中选取了四个“他们认为的”关键变量，inflation, the share of agriculture in GDP, openness to trade, and the rule of law，用统计检验来调查它们与pro-poor growth or inequality的相关性。结果是除了inflation，其它三个均不显著。

 

Key Points：

1、该文的利贫增长是按相对方式定义的，而非绝对利贫（Pro-poor growth is defined as growth that benefits the poor PROPORTIONALLY more than the non-poor.）

 

2、新的利贫增长测度指标建立在对Lorenz curve的积分形式的推演上。

 

3、Data来自World Bank，基本上是相关国家的household survey；

 

4、该文没有使用包括回归在内的任何计量方法，唯一用到的统计方法居然是双变项交叉分析（Bivariate Tabular Analysis），也就是变量取值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统计量是Chi Square。相关分析到底有多强的说服力让人担忧，但这种简单的方法可能也是非常客观的，因为它排除了很多主观设定，例如通常OLS的变量间线性关系的假定等。同时，作者选用这种方法和他们的数据本身也密切相关，因为各国数据参差不齐，而且是以三年为一个间隔的时点数据，所以贸然使用回归方法可能带来很多疑问。

 

Weaknesses, Interesting Applications & Extension:

1、正如Ravallion指出的那样，pro-poor growth的相对定义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中国的30年的增长不利贫？这里每年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可能是全世界最快的。但是如果使用相对定义，中国的增长可能是全世界最不利贫的典型，因为这里的income inequality日复一日的快速提高。

 

2、更重要的是，虽然作者的新指标在理论推导上是严密的，但计算结果却让人匪夷所思。包括中国（农村）、菲律宾、泰国、巴西、波兰在内的好多国家都是在pro-poor growth和anti-poor growth之间不断转换。具体拿菲律宾数据来说，1987年的结果是pro-poor growth， 到1990年就变成了anti-poor growth，1993年又回到pro-poor growth，1996年再次变成anti-poor growth，1999年三度回到pro-poor growth。如果一个指标值的计算结果总是随时间变动在两个相反的结论间跳转，那这个指标到底反映了什么东西呢？菲律宾在一系列外因和内因的驱动下的增长策略到底是pro-poor的还是anti-poor的？还是这个指标根本就不能反映整个增长策略或是增长环境呢？

 

3、我个人认为，这篇文章最大的问题在于Section 4，整个section检验了上文提到的四个变量与pro-poor growth的关系。首先，作者说这四个变量是从过往文献中选的，可只字未提是以什么标准选的？这四个变量有何代表性意义？其次，如果我们对这四个变量做个分类，inflation包含大量short-term shocks，而the share of agriculture in GDP, openness to trade, and the rule of law完全是long-term influences。再结合上面第二点说的，作者的新指数对好多国家都是在短期内在pro-poor和anti-poor跳转。那么不需要任何统计检验，我们就可以先验地说，inflation极可能是显著变量，而其他三个不是。作者的结论的确如此。如果指标值的跳转说明指标本身只包含（或者说大量包含）short-term shocks，那作者这个section里的检验就毫无价值。

 

4、如果指标值的跳转的确是因为它包含了太多short-term shocks，那么今后的一个extension就可以是测度short-term shocks对growth matter（pro-poor growth or anti-poor growth）的影响。但是，从作者始于Lorenz Curve的推导而得到的指标公式是不是支持这种说法（即指标包含了太多short-term shocks），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同时，另一个extension可能是对作者的指标公式做适当调整，使得计算得到的指标值对于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时间段上都是恒定的，就是long-term consistency.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中国农村的收入不平等

[纯学术，请慎入]

 

PAPER: Guanghua Wan and Zhangyue Zhou, 2005,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Regression-based Decomposition Using Household Data,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9(1).

 

Summary：

作者利用中国农村家计调查数据、使用基于回归的分解方法来测定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决定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地理（geography）是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决定因素（the dominant factor），但其重要性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2、资本投入（capital input）是最显著的决定因素（a most significant determinant），并且日益成为决定收入不平等的最重要变量。

 

3、与劳动和其他投入相比，种植结构（farming structure / cropping pattern）在决定收入不平等中显得更为重要。

 

4、教育的影响很小但预期上具有增长的趋势，给定当前的劳动力基本是在改革前接受的教育从而教育程度差异不大这一事实。但最近15年的农村教育差异日趋扩大，因而今后教育对收入增长和不平等会有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Key Points：

1、Dataset来自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从1986～2002年（除1992、1994外）对农村家计定点调查的结果。尽管1986～1991间调查中使用了同样的变量，但此后从1992～1995他们对变量作了大量调整（和增加）。从变量的一致性考虑，作者只采用了1995～2002年的数据。作者获得了三个省份（广东、湖北和云南）的数据，每个省的数据来自三个村子，总计调查户数是776。

 

2、作者主要使用的计量方法是基于回归模型的分解（regression-based decomposition），具体地说叫the Shapley value framework of Shorrocks (1999) / the Shapley value decomposition。作者没有给出这种方法的严格推导，但对该方法的idea给出了非常清晰的表述。具体来说，就是首先估计原模型，得到Y的估计值；然后在方程右边选择一个解释变量X_k，用它的样本均值代替所有该变量样本值，重新代入方程做回归，得到Y₁，这个值就是剔除X_k影响后的新估计值，因为X_k用样本均值代替后已不存在任何变异，Y和Y₁之差就是X_k对Y变异的贡献；以此类推，每次增加一个X用样本均值代替，而后做回归得到新的Y估计值，得到相应的变异贡献，直到最后一个X变量用完。本文中Y包括Gini和Theil两个系数，X包括资本投入在内的各种解释变量。

 

3、为了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作者在panel data regression中引入dummy，每个村子一个dummy用以反映不同村子不同的地理因素。

 

Weaknesses, Interesting Applications & Extension:

1、RDE在经济学里算不上一流杂志，即便Development Economics里也不是top，但也决不是一本随随便便就能发的烂杂志。2002年之前的那波研究income inequality浪潮之后，能把仅仅研究中国的收入差距的文章发到RDE上也实属不易了。究其原因，一是Dataset，来自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数据是家计数据并不是一个容易获得和已经被过度研究的数据库，所以人们总是希望新鲜的数据库能带来新的惊喜；二是作者使用了基于回归模型的分解方法，这和绝大多数人用的Gini coefficient & Theil index分解有着本质不同，为测度各解释变量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率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既然有两个大的创新，为什么文章最终没能卖到JDE？依我来看，该文主要的不足同样来自他们的这两个创新之处，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首先，对于来自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数据，我的判断是，它的精确性和可靠性应该优于统计局农调队的数据，但劣于福特基金和社科院李实领衔的家计调查。从我自己的接触来看，农调队和城调队的数据质量远远落后于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发展，不客气的说，它不是一般的烂！李实他们的原始数据我没看过，但他们的论文我仔细看过数遍，感觉是他们的数据质量相当之高，研究中国的收入分配，他们的数据是不二选择，因为不会找到更好的了！农经中心的数据接触很少，不敢妄论，但看他们对理论研究者敬而远之就知道他们的数据质量不会高到哪儿去。不了解消费者的生产者出不了上品。

 

虽然农经中心的数据质量不好妄论，但本文作者采用的数据样本却充满瑕疵。其一，作者只得到了三个省份的数据（虽然这已实属不易），但这三个省份能否很好代表整个中国农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作者试图用广东作为东部地区代表，湖北作为中部地区代表，云南作为西部地区代表。广东能否作为东部地区代表，我个人表示怀疑。用优等生中的第一名来代表和解释整个优等生群体的行为合适吗？况且广东的发展和它毗邻香港和台湾有着巨大联系，这不是其他东部省区具备的。大致推测，浙江、山东等都可以是比广东更好的选择。湖北代表中部算是无话可说，非常准确。云南能代表西部？？这可能是作者样本中最大的问题。从昆明到丽江到版纳，哪个西部省份有云南这样的旅游资源？哪一个省份像云南这样倚重旅游产业？云南遵循的是一条不同于其他省份的发展道路。可以想见，甘肃、贵州等都可以成为比云南更好的选择！

 

其二，每个省份作者只得到了三个村子的数据，这三个村子有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该省的整体情况同样值得怀疑？具体来说，湖北的三个村子人均收入分别是：4124、2875和1880元，还是无话可说。广东的三个村子人均收入22519、2801、2255元，问题就来了，虽然粤北的确有比较穷的地方，为什么三个样本中有两个比湖北的中间水平还穷？难道说广东所有村子中三分之二都这样穷，另外三分之一很富？那个很富的村子地理位置在什么地方？当地到底多少人在从事农业生产？云南三个村子的人均收入7076、578和2101。7076，奇了怪了，云南有村子这么富？我只能说这个村子可能占有或靠近某个旅游资源。总而言之，样本的代表性很有疑问。

 

3、其次，本文使用的基于回归模型的分解方法是Shorrocks的一篇99年的unpublished paper，虽然大名鼎鼎的Shorrocks的东西没人想要去否定，但始终未发表也容易对该论文的使用者有负面影响。而且我个人感觉上，如果这种方法如此完善，应该有很大的应用空间才对，因为除了收入分配，很多领域我们也想知道某个自变量对因变量变异的贡献率，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大量的应用。此外，但凡用到回归模型，模型的具体设定就是个问题。以本文为例，其分解就是建立在收入发生函数（income generation function）的设定基础上的。虽然作者把变量选择建立在生产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理论和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理论上，但变量的取舍以及进入回归方程的线性非线性方式还是有很大主观性。这与Gini和Theil分解相比，是无法回避的劣势。

 

4、 最后，该文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虚拟变量的使用。作者在income generation function中引入了时间虚拟（year dummy）和空间虚拟（village dummy），而最后结果中village dummy在贡献率中占了最大比重。可作者的问题在于他们把village dummy的贡献直接、完全地解释为地理因素。虚拟变量的优势在于它能控制自变量不能解释的一切影响，但这也是它的劣势。“一切影响”意味着这里可能有10种20种不同的影响，把它们简单归结为某一种影响，这是一个很强的假设。当然，地理因素能够被village dummy包括，但village dummy包含的信息可能远远不只地理因素。比较常用的一种引入地理因素的方法是用该村与中心城市的距离，距离越远，资本、技术、信息到达该村就越慢，这一备选不能包含的是当地土壤结构、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但考虑到该文作者还引入了一个变量，ratio of grain sown area to total sown area，来反映农作物种植结构，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变量同时反映了土壤结构和资源禀赋的差异。从这个角度说，距离是个不错的备选。

 

5、朱镕基总理在任上答记者问时说，中国的基尼系数不到0.4（国际警戒线），所以我们的收入差距不严重。这篇文章的一个附表反映，1998年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就已经是0.5了，到2002达到0.638。其实比较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的研究，这不算一个太惊人的结果。只能说明，国家统计局不仅要负责欺骗民众，同时要负责欺骗总理，真可谓重担在肩呀～～

UPDATED MP3 PLAYLIST

周杰伦  说好的幸福呢*****

周杰伦  稻香*****

光    良  右手边*****

林俊杰  醉赤壁*****

韩    晶  单人房*****

张靓颖  画心*****

李玖哲  只牵你的手*****

张   杰  天下*****

王若琳  迷宫*****

王若琳  I Love You*****

王若琳  Let’s Start From Here*****

王若琳  Lost In Paradise *****

王若琳  有你的快乐*****

刘力扬  一句一伤*****

许    飞  夏天的味道*****

胡彦斌  男人KTV*****

胡彦斌  诀别诗*****

胡彦斌  潇湘雨*****

S. H. E. 天亮了*****

S. H. E. 安静了*****

 

周杰伦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周杰伦  摩杰座****

S. H. E. 沿海公路的出口****

李玖哲  苍天****

李玖哲  我会好好过****

五月天  笑忘歌****

许    巍  故事****

庞    龙  校花****

王若琳  Bada Bada ****

王若琳  迷宫****

胡彦斌  红颜****

王力宏  For No Reason ****

林俊杰+蔡卓妍  小酒窝****

 

周    迅  窗外***

萧亚轩+胡彦斌 我们的爱***

胡彦斌 信念***

 

PS: 从夏天到现在，没怎么贴歌单却听了不少专辑。其中让我觉得最搞的，莫过于五月天的笑忘歌，在2008年推出这么一首从词曲到唱法都回归小虎队的歌是什么含义呢？完全被雷翻了。

 

有人说今年乐坛最黑的黑马可能要算王若琳了，在这个盗版download主宰的时代发第一张专辑就能卖20万张，的确不简单。第一次知道王若琳是今年春天看康熙，她和她爸王治平来推新专辑。至今还记得几件事。其一，她的歌声的确有她自己的味道。其二，她在采访过程中把鞋脱掉，赤脚盘坐在沙发上。我看了几百集康熙，她算是第一人。其三，她说她刚进SONYBMG时，第一次开会她老爸就站起来给所有人说，我女儿个性比较特别，今后如果有得罪大家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 王若琳为此大为不爽，她说，我又没做错什么事情，凭什么先给人家道歉！其四，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她说了很多她唱歌的禁忌：比如人多了不唱、听众不安静不唱等。虽然看得出来她还是尽力配合采访，但她讲话的确很冷，包括她自己也这么说。蔡康永说；“在我和小S采访过的人中，你还排不进前100位难采访的。”在我看来，这也算是蔡康永轻轻的一个回击吧，如果她是响鼓的话，应该听得懂。王菲之所以是华语乐坛的天后，不是因为她的特立独行，而是在于她在音乐上的探索和成就。

 

从王力宏的回归开始或许更早，台湾娱乐界越来越多的海龟，你可以很容易看出他们之间的区别。一边是以王力宏为代表的优质偶像，他们不随便撂英文，行为举止很收敛，另一边就像王若琳这样，举手投足都想凸现个性，担心人家不知道自己的海龟背景。还记得陈宇凡曾经说，他刚回台湾时，人家说他像烂掉的香蕉，外面黄（皮肤），里面黑（黑人的行为习惯）。我现在每周和老板见面时，办公室里就我们俩人，他就会边讨论问题边把脚放到我面前的桌子上。但是，但是，我从来没看到他在公众场合这么干！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对西方的文化有着很深的误解。西方文化包含着林林总总的元素，黑人的，白人的，传统欧洲的，现代美国的。就算是白人的文化里，也有着千差万别。这里面，显然不是每种元素我们都应该学过来并推崇备至的吧。

 

王若琳还太年轻，她完全不了解她父亲放下著名音乐制作人的身段事先向制作团队道歉的良苦用心；王若琳还太年轻，她更不懂得无论是在白人世界还是华人世界为人处世的微妙分寸，她父亲名则是做了个不明不白的道歉，实则难免有丑话说在前头，大家以后看着办的意思。

 

无论如何，话说回来，只要王若琳能把每张专辑卖到20万张，这些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会有很多人愿意容忍这些。况且，她的确是我听过的英文歌唱的最好的中文歌手，关键是那种味道，她抓得很准。

 

 之前听说过胡彦斌很久了，但把他的歌捡起来听也是今年夏天的事。原因是听到苏永康说男人KTV是他去年听到的最好听的中文歌。上海人，18岁出道，受到小室哲哉的赞赏，号称内地R&B小天王，20万张对他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他经历也算传奇了，我只是好奇他是怎么接触到和学习创作R&B的。与台湾的新生代不同，胡好像没有留学背景，难道仅凭Internet？无论如何，上一位真正从大陆红到港台的是那英，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希望下一位能是胡彦斌。

中国经济改革 弥雾满天路漫漫 [1]

 

[注：去年12月底，我说过那段时间肉末豆腐吃太多导致满脑豆渣，当时写了两篇东西思路混乱。那两篇东西一直放在电脑里一度想删了，刚才又想起它们来，就还是把其中一篇贴在这里。原封不动，一字未改，所以混乱依旧。

 

之所以还是贴了，原因有二。其一，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毫不夸张地说，这三十年间中国人生活境遇的改变用“翻天覆地”四个字是不足以概括的。从拉萨的喇嘛寺到上海金茂大厦，从钻到地下百米的山西煤窑到探向太空的神州七号，改革开放带给中国人的这三十年所见所闻，比整整两代三代美国人的生命经历还丰满、还绚烂、还酸涩、还无奈。但三十岁的“改革开放”却开始被人们渐渐淡忘，“改革开放”走到尽头了吗？ 其二，今天最大的新闻是美国众议院否决了布什总统7000亿美金救市计划。可怜的美国人，小布什任内所有荒谬的提案都被国会通过了，唯一一项正确的却被国会否决了。而我想说的只是，华尔街走到今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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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 弥雾满天路漫漫 [1]

[写于2007年12月18日]

 

一

我相信，现在这个时候，绝大多数人看到这个标题都会认为这是在危言耸听，哗众取宠。原因很简单：

 

社科院16号新近公布的2007年中国GDP预测增长率的是11.6%（最终的结果应该要等到明年1月底各类统计数据汇集计算完毕才会公布），这和世界银行之前的预测只是存在小数点后十分位的差异。

 

相应地，人均收入也被预计会有超过两位数的增长。更难能可贵的是，伴随肥猪边油包包白菜的价格翻番，虽然工人大哥愁了眉头，可农民兄弟们却前所未有地“分享”了改革成果。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前三季度农民人均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后同比上涨14.8%，这与前些年的个位数增速比起来，已经算放卫星了。

 

之前的10月底，商务部在发布的对外贸易形势报告中称，全年的进出口总额有望突破2.1万亿美元，增速超过20%。照这个速度下去，继前两年干掉小日本之后，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也为时不远了。再早的时候，亚洲银行的经济学家表示，尽管今年下半年中国的进出口增速放缓，但全年贸易顺差会超过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将接近1.4万亿美元。

 

……

 

当农民伯伯脸上也能绽开笑容的时候，当山姆大叔暴跳如雷地嫌我们从他的口袋里摸钱太多的时候，不会有太多人认为用“弥雾满天路漫漫”来形容当下的中国经济改革是恰当的。因为这里是外国冒险家梦想的乐园，这里有如今全世界最活跃的经济体。

 

二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十年前正是这个时候，亚洲金融危机初露端倪，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速在97年下半年反复挣扎于正负1%间之后，被牢牢地钉死在负值上。除去中间个别月份1个百分点的小幅上扬，直到03年底价格指数才扭转颓势，明显地由负转正，整个宏观经济也才算走出了那波衰退周期。

 

从1998年初到2003年底，无论在讲座里还是在电视上看到的经济学家，没有一个是像现在这样说起宏观经济就眉飞色舞的，那时候他们天天对着媒体念的经是“如何扩大内需”。经济学者们坐在一起讨论最多的是：国有企业下一步如何改革？银行业的坏帐如何消除？如何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金融和法律支持？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缓解“三农”问题？等等。

 

然而，从2004年开始到今年末，伴随宏观经济的一路高歌猛进，在公开场合能听到的关于上述问题的严肃讨论越来越少，充斥在我们耳朵里的是“稳健”或者“从紧”的货币政策、加息、股市泡沫。随着一批又一批的海龟加入高层智囊团，我们对宏观经济的细微波动越来越敏锐，我们的操控手段日益向欧美靠拢。

 

三

这些改变当然是积极的，更是必须的。如果我们不学会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平复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整个经济就会长期在均值周围大幅振荡，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不会是什么好事。用最近的例子来说，如果再不用货币政策调整流动性，那有一天可能你一觉醒来可能就发现股市楼市已经崩盘。如果你有幸从事证券房地产业，那你早上出门就没有必要打车去公司了，你老板早跑了！你赶紧的挤公交上民政局排队领救济吧，早到早领。如果你是在银行水泥钢材广告公司，你的上家都不见了你再是一四七带二五万满手牌都是眼有啥用？更别说上家还该着你上一把的清一色没给呢。不过你也别闲着，可以计划生孩子回老家或是转行开家卤鸭脖子店。这不是危言耸听，整个国民经济就像掉了链子一样，每个人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举个更通俗但不一定完全恰当的例子。现在就好比一群饥饿的胖子瘦子高子矮子挤到一个馒头店买馒头。每人一次只能买一个，吃完后才能再买。与此同时，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兜里比自己有钱，而店家馒头出笼的速度又有些跟不上趟，于是大家都认为馒头迟早会涨价。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努力地往胃里塞馒头，连豆浆都舍不得沾一口，尽量在价格上涨前买到下一个馒头。这样，如果没有外界干预，虽然有些人是理性的，但也有不少噎在地上疼得打滚的，最终整个店内一片混乱，那些细嚼慢咽的理性人也无法正常地得到馒头了。

 

宏观调控就如同在刚有一两个人噎住时，国家就限定馒头店每小时的供应速度（好比限制别墅用地的供给），于是所有人塞馒头的速度都降下来了，不会再有人噎住，大家一直吃到口袋没有米米为止。或者国家规定馒头店在未来几天不能涨价（好比限制副食品价格），或者国家组织其他馒头店到这家店门口来抢生意（好比加快新股发行速度，更多的竟争能抑制价格上涨的趋势），不论哪种方法，万变不离其宗。

 

四

然而，短期的宏观调控和长期的经济改革之间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我们今天的高速增长是五年或是十年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吗？我们今天的短期调控能够产生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后的经济增长率吗？答案都是否定的。短期调控的唯一目的就是让整个经济尽量平稳地围绕其长期增长路径前行。简单的说，短期调控决定我们今年的增长率是10.5%还是11.5%，而不能决定它是5%还是15%。那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们长期增长路径呢？企业的产权关系、金融体系的效率和抗风险能力、中小企业的活力、三农问题的改善等等，这些都是绕也绕不过去的问题，如果我们还希望五十年后生活在一个世界上最活跃的经济体中的话。

 

回到吃馒头的例子，短期的调控只能改变胖子和瘦子三两天内的食量。如果我们考察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胖子对馒头的消耗量仍然会远远大于瘦子，这是由他的肠胃消化功能决定的，而这又正是长期内决定胖子瘦子体重差异的根本原因。

 

可是，问题在于，不论在公众面前还是在学术界内部，对这些影响长期增长的瓶颈问题的讨论声音越来越小了。这一轮从03年开始的经济起飞是因为我们很好的解决了上面这些问题吗？

 

企业产权明晰了吗？03年之前，朱镕基总理在任内大刀阔斧地甩卖中小型国有企业，撇开公平先不说，这拨企业的产权问题算是一次了断了，效率也就上去了。之所以“撇开公平先不说”，不是说我们不关注公平，可是要找到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方法，恐怕比走钢丝还难。这也是为什么大型国企改革卡在这里的原因。到底存不存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方法，这恐怕是个哲学问题，而非经济学问题。继李东生成功地将TCL变色之后，以倪润峰、顾雏军为代表的一批人开始绞尽脑汁地试图拿他们手中的航空母舰级国企开刀，郎咸平的拍案而起和张维迎的据理力争却使专注于暗箱操作的老总们大惊失色，最终以顾的琅珰入狱草草收场。同样地，撇开公平先不说，事实上的结果就是国企改革又停滞不前了。

 

银行坏帐解决了吗？我们可能看到坏帐率下降了，但这是来自于房贷和车贷的大幅增加，在宏观经济的童话没有幻灭之前，我们还将看到坏帐率的进一步下降。但长期来讲，治理坏帐是标，改善整个金融系统的信用识别能力最终提高金融资产的分配效率才是本。这些方面改变了么？问问中小企业老板，再想想我们身边可获得的个人金融产品就略知一二了。三农问题真的改善了吗？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唯一能够庆幸地是农民人均收入还能维持正的增长，至少在统计数据上看是如此。农业税改革之后，农村义务教育的缺口仍然未能在财政转移支付层面上实现制度化。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一句话，我们今天的繁荣并不是因为我们很好地解决了上述制约我们长期发展的瓶颈问题，而不过是因为我们在03年结束了旧一轮经济衰退期而开始步入了新一轮经济繁荣期。关于经济周期的波动，整个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能告诉我们的是：首先，宏观经济在繁荣期和衰退期交替运行是所有国家经济发展的共有规律，这是人力无法改变的事实，没有一个经济体能让自己永远呆在繁荣期里；其次，繁荣期和衰退期的交替不仅仅是短期的，而且交替的时点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比如说当下的中国，政府和央行必须要在资本市场崩盘之前踩下刹车器，但这脚刹车要踩到什么程度才能使整个宏观经济处在理性的增长范围之内呢？即便是在西方国家，这个答案也只有天知道！这也是为什么华尔街对格林斯潘顶礼膜拜的原因，因为他能知道只有天知道的秘密。我们上一次经历宏观经济急刹车是在199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凭借他良好的凯恩斯经济学功底和雷厉风行的作风，用了两年的时间把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的物价指数调整回个位数增长（7%上下），关键是同时还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换句话说，没有因为这脚刹车踩下去就把经济拖入了一轮衰退期。1998年之前，西方社会对他的这一创举好评如潮，甚至有著名经济学家说朱凭此可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正如我们后来经历的，中国在1998年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轮衰退期，只是它比预想的来得晚，导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它不会再来了。虽然我并不认为这就说明朱总理的刹车踩得太狠，或许税制改革的确存在问题，亦或亚洲金融危机的外力真的很猛，但这件事至少说明一点，历史规律绝非儿戏，我们注定要在高涨与低落间徘徊。

 

回到当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了从紧的货币政策，那么下一轮衰退期的到来就是迟早的事情。更要命的是，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来，明年底？后年中？还是五年后？唯一能够肯定的是，如果我们没有借高涨期的良好时机更多地去解决长期发展的瓶颈，衰退期的到来会更加激化这些矛盾。

 

五

有时候觉得，海龟的加入、统计数据的精确化、过往调控经验的累积，这些都能使我们对短期波动的调控能力迅速增强，而且短期波动多半来自于经济个体的本性使然，因此在借鉴他国经验时也没有太多地域文化差异。而长期增长的问题，却存在太多的“中国特色”，很多东西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完全不能解释的，或者根本不曾涉猎过的。所以，对于这些长期问题，即便是纯学术探讨，也是举步为艰，很多时候研究者根本找不到理论参照体系（benchmark）。

 

前两天在mitbbs经济版上又看到有人发帖咨询博士论文选择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有关的论题，跟帖的绝大多数人都慎重地告诫发帖人“三思而后行”。甚至有人激动地说，如果你选择做中国宏观，你这一辈子就基本上远离一流经济学家的行列了，充其量做个二流。虽然我不赞成这样极端的说法，但作为局内人我不得不说，这种说法的确有相当相当强的事实根据的。除了林毅夫姚洋他们在CCER坚守阵地外，钱颖一他们那代经济学家功成名就的不少，没有人是靠研究中国经济成名的，更年轻的一代中已经崭露头角的更是基本集中在计量和微观理论。原因除了理论上没有相应的理论框架之外，统计数据的匮乏和怪异也是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我自己也是深有体会，当我用中国的时间序列做回归分析时，我时常想跳楼；当我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数据放到一起做截面或是面板数据回归时，我时常想撞墙；但往往是你把中国的数据一剔除，结果马上变得云开雾散一切OK。

 

但是，我们真的能对中国经济不闻不问吗？对我个人来说，要做到不闻不问真的很难。尤其是那些长期增长中的瓶颈问题，真的是“想说爱你不容易”！

 

梦想，在那不太遥远的地方 [1]

 

[注：最后再贴一篇WSN的文章，作为这一辑的结束。虽然这篇文章远远不及前两篇有名，但却是我最喜欢的一篇。

 

WSN三年的申请路，说短也不短，说长也不长，不过是人生的几十分之一而已，更绚烂的风景还在后面。申请成功了，美国名校也不能带他上天堂，只不过是引他到了生活的另一道上。申请失败了，也不至于下地狱。只要他不放弃攀登的信念，上山的小径无处不在。当然，不同的小径可能把你带到不同的山头，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风景。没有人能看到所有的风景。

 

留学申请，只是人生舞台剧的短短一幕，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唯一贯穿全剧始终的，是对待人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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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WSN：忙着生，忙着死。

 

前不久看到一个报道，5.1劳动节期间，云南香格里拉发生雪崩，徒步旅行者不幸被掩盖了，2死7失踪，受伤的更多。有人觉得可惜，有人觉得这些自找的，当然家属们更是痛心疾首。我倒想起一句话：人活着就是找死的。

《肖申克的救赎》里经典的话很多，很多人记住的是关于希望的那句话，而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关于生死的那句话。“每个人都在忙，忙着生，或者忙着死。”所以也不是所有人都是找死的，还是有很多人找生的，比如身患重病但是仍在苦苦到处求医的人。

人生的意义当然不只是吃饭和呼吸，所以生和死的定义并不那么狭隘。为自己的生命增加分量也可以为生，比如追求梦想。所以我们这些申请出国的人，还有那些高考的高三学生，还有那些创业的人们，大概都算找生的人。找死也不一定是找个悬崖去爬，也有耗费自己生命或者精力的，比如抽烟。所以这些试图征服大自然的人，我觉得虽然生理上是在找死，但是心理上确实在找生。

我瞧不起某些30、40岁的男人，原因是这些男人有点成就之后就开始对感情不负责，而受害者大部分为20多岁的女孩子。我不想去指责或者同情女生受到了如何不公平的待遇，因为我不是女生，没那种感受。我也不是觉得他们抢了我们这一代外貌姣好的女生，因为我有感情寄托了。但是我是一个男人。在我看来，有点成就之后并不是代表就可以玩弄别人，或者说，找到生之后并不意味着就该去找死了，所以也没必要去做一些伤肾伤身、败坏风气、对家庭，自己和别人都不负责的龌蹉事情，不管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是在找死。好利来的老总罗红是我比较欣赏的几个男人之一，因为我有个亲戚在好利来工作，所以听说他的事不少。此人事业成功，从照片上看，人看起来也很精神。他不染指声色场所，最大的爱好就是摄影，所以看遍了大好河山。

 

最后给大家推荐一款游戏，我最近在玩的，叫《异域镇魂曲》。一款老RPG游戏，99年出来的。绝大部分的RPG游戏的主线都是战胜恶魔拯救世界，比如著名的《最后幻想》系列，《仙剑奇侠传》等。而《异》的主线则非常古怪。主角醒来是在停尸房的冰冷的石板上，全身布满伤痕，而且丧失了所有的记忆。在寻找记忆的过程中才慢慢发现，自己已经死了，而因为灵魂早已丢失，所以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shadow of life）。因为丧失了记忆，所以在一次又一次的死去中，为了保存记忆，只能把发生的事写在记事本上，甚至刻在自己残缺的身体上。为了真正的死去（true death），他必须找到自己的灵魂。最后，主角找到了自己的灵魂，并且成功的死去。

一款主线很诡异的游戏，却能引发我的深思。游戏里最震撼的一句话是：最可怕的不是时间，是永恒。主角确实在找死，但是却是在改变这种永恒的不死不生的状态，这种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状态。我想，他其实是忙着找生。我大概会一直忙着生，不会丢失了我的灵魂而进入我的shadow of life。
    

Get busy living, or get busy dying.